新加坡民众有足够智慧作理智判断

新加坡民众有足够智慧作理智判断

● 胡爱妮

　　读了《联合早报》4月12日的社论《放眼未来的艰难决策》，感到非常失望。不同的人，无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观点，可是这篇社论却缺乏说服力。

　　第一，它把民众的意见过于简单地归咎于感性和情绪化的反应，实在是低估了新加坡民众的智慧。没有一个人为的决定可以是完全理性或感性的。这样简单的二分法，还隐约藏着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我”的思考方式是理性的，所以是优越的；“你”的思考方式是感性的，所以不能取代较为优越的理性思考。

　　第二，请不要认定民众的反应是基于酸葡萄心理，因为自己的收入远远不及而因此反对部长加薪。反对的声音也绝对可能是出于对国家的未来的忧虑，还有对新加坡的共同价值取向的思考。这样的忧虑，又何尝不是理智的？新加坡民众拥有足够的智慧作出理智判断，我们不需要政府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理智，什么是情绪化。

　　第三，社论把政治职务和公共服务的领域完全混淆了，这也是一个认知上的盲点。一个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员，和一个担任政治职务的人，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领域服务。政治生涯需要政治野心，若一个政治职位的候选人真的以薪金为最高的择业标准，那我只能说他没有政治野心，根本就不适合从政。把政治职位当成公共服务理所当然的延伸，是错误的认知观点。

初级公务员加薪不过3％至5％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初级公务员的薪金增加幅度也不过是3％至5％。若是依照为了避免人才流失这个理由，初级和中级公务员较为年轻，流动率较大，他们的加薪幅度应该是最大的。而这次加薪幅度最大的仍然是政府高官，而且明年可能增加到 60％，其中差距实在太大，令人费解。因此我是绝对有理由去质疑这项决策的动机和正当性。

　　第四，我同意我们不能让杰出的人才在物质上感到委屈，但是目前部长们领的薪金已经几乎是全世界的政府官员中最高的，若他们仍然感到委屈的话，那各国首长（包括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日本首相等）该情何以堪？

　　第五，推行不讨好的政策，并不能代表或说明决策者的能力和远见。这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逻辑推理。譬如美国总统布什不顾国内强烈的反战呼声，坚决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在伊拉克增兵，这难道就一定说明他拥有能力和远见？

　　新加坡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不断地在儒家精神和注重效率的企业精神之间步履维艰。我们一方面要求保留和发扬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追求高效率和利益。这样左右摇摆的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令人无所适从，也令人怀疑那是不是一种自助餐式的政治手法——根据实际情况而择取所要的价值核心。

　　我不反对把国家当成一个大企业来管理，但是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私人企业界的透明度和问责制（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例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财务报表和经营状况从来没有全面和清楚地公开过；在泰国Shin Corp投资失利的损失仍然是民众心头的一个大问号；建屋局兴建政府组屋的成本和利润也还是一个迷茫不清的格局。若要把部长薪金和私人企业界更紧密地挂钩，我坚决要求全面的透明度，和以上所有问题（和更多问题）的答案。

　　还有新加坡政府的一贯作风，永远都是先斩后奏。所有向民众咨询和收集民意的过程都不能改变既定的决策，简直是浪费人力、物力和纳税人的金钱。

　　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仍然不停地扩大，和当初建国时的理想已渐行渐远。一意孤行的精英主义，只会让新加坡已伤痕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添上不可泯灭的伤口。

　　·作者是工程师，从事电信应用开发工作。

（原载于联合早报，2007年4月14日，言论版）